张玮玮：时间都变成了灰

本月的《音乐时空》上刊载了张玮玮的最新专访，作者郭小寒。这是史上最全面的玮玮访谈，唯一需要纠正的是，MicroMu对用户提供免费下载，但音乐人将通过赞助分成获得版税。以下是访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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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树荫洒在东棉花胡同里，坐在光影交界处的张玮玮像一尊平静的雕塑，他的飞鸽牌28自行车稳稳地支在旁边，这一切像一幅老电影里的画面。每天傍晚，他骑着这辆28自行车载着他重重的大手风琴，去蜂巢剧场上班，给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做现场音乐。他说这样的情景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当年父亲也是骑着28自行车载着手风琴在兰州的街道穿行，前梁上还坐着少年时的他。

作为音乐教师的儿子，张玮玮9岁开始学钢琴，不喜欢，12岁的时候学手风琴，也不喜欢，躲在手风琴背后睡觉，教课的音乐老师说张玮玮根本不是学音乐的料。直到到了青春期，张玮玮碰上了摇滚乐和在街边打架的郭龙，两人1998年追随“野孩子”来到了北京，才开始了自己对音乐梦想的征程。他们在北京的各个区县辗转居住，在各个酒吧工作，在各个乐队中当乐手，在各个酒桌上喝醉，在各个城市中旅行……

如今一晃10年过去了，张玮玮参加过“野孩子”、“美好药店”、IZ等很多乐队，也给左小祖咒、万晓利、老狼做演出乐手。这个戴眼镜的沉默的手风琴手还会弹吉他、贝斯、键盘、冬不拉和弹拨儿。而最早想来北京做歌手的他却很少有机会开口唱歌，直到最近 MicroMu做了一张现场录音版的唱片《你等着我回来》，作为歌手的张玮玮才被人重新认识。这张唱片低调、温暖、幽默，在豆瓣上迅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唱片第二名，成为了文艺青年的最爱。张玮玮自己却一直都害羞得没敢听这张唱片，以前他觉得自己应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现在已经意识到“没那回事，只是几首歌而已。”“我们做这种音乐跟名利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的免费下载太爽了。”

30岁的张玮玮经历了从一个热血青年到跟着各个乐队追逐所谓的名利，又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现在的他终于决定自己唱歌，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了。在这10年漫长的音乐生涯中，有过激情洋溢也有过虚无空洞，但时间很快就化成了灰，剩下的是太多的美好回忆值得收藏。“人总归要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张玮玮说。

兰州—单店：

一想到“野孩子”就是阳光灿烂的南三里屯

其实我最早来北京的理想就是做歌手，结果稀里糊涂做了乐手。我跟“野孩子”是在兰州认识的，那阵子流行Grunge，我从穿着打扮到听的东西都是Grunge，在兰州看到“野孩子”的演出就觉得他们人都特别好，认认真真，特别不错的人。反正我来北京之前就有他们的电话，但一直也没怎么联系。

我1998年刚来的时候挺茫然的，就是在酒吧驻唱。我在北京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和小河一起在蓝岛商场门口办的一个开业庆典上演出。我上去唱了两个自己写的歌和一个罗大佑的歌。小河那会儿就特别有个性，他上去就背朝着人民群众，弄了一大段的反馈和啸叫，搞得所有的群众都非常茫然，之后他回过头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都站那儿干嘛啊？回家吧！”那个经理当时都崩溃了。

那会儿我住在海淀，经常唱歌的酒吧在国贸，后来我觉得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跑找酒吧挺没意思的，就不干了，然后我就去了琉璃厂那边的一个乐器店工作。当时乐器店分工还挺明确的，有销售的、有试乐器的，我是专门给顾客试乐器的。我不是能搞好多乐器吗，管乐、键盘、吉他、贝斯都能弄，就把各种乐器都练了一套很唬人的东西，就这样很好骗人家买。

当时日子挺舒服的，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屋子，天天呆在里面弹琴，店里需要我的时候，喊一声我就出来。后来上了一年班，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在兰州就是上班的，干嘛要从家跑到这里来上班。我觉得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后来就场子也不跑了，乐器也不卖了。于是我就搬去了单店，住在小索家旁边。小索成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起床我也起，他练琴我也练????他们以前的歌就是两把吉他，后来他们想加手鼓和键盘，再把歌重新编一下，把“野孩子“做成一个大乐队，就找了郭龙和我。我琢磨着手风琴比键盘更能跟乐队合到一块儿去，就让我爸把我的手风琴从兰州寄了过来，练了一个礼拜，就跟他们一起演出去了。我后来又练了4首歌，练了大概一年，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野孩子”的乐手。

我那会儿年轻，没什么自己的主意，大部分时间就是跟着 “野孩子”。那时特别爱学习，遇到别人说的特别好的话，或者书上看到的名言就拿小本记下来。这个本子直到现在还在，里面记得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生活常识啊，做人道理啊，朋友箴言啊……总之那会儿挺好学的。

和“野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特别美好，我们都住在单店那一块，一周排练5天，周末演出，每天都要坐406路公交车去南三里屯的河酒吧。406路 15分钟一趟，我们每天都约在公交车站见，一点半准时到，然后坐车，1点50到河酒吧。在车上挺高兴，还能睡个午觉。我们一到河酒吧就会一人泡杯茶，喝啤酒的喝啤酒。聊一会儿之后，差5分钟两点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去排练了，大概两点左右去接线，把节拍器的弦拧满，走一圈是35分钟，全松掉了之后，再拧满，反正都是打着节拍器专门练演出的时候衔接的不好的地方，慢慢练顺练好。到了4点钟会有中间休息，我们就出去抽烟，锻炼身体，做做俯卧撑。小索他们一组能做 60多个，我那阵子只能做个十五六个，后来能做到30个了。那阵子三里屯那些酒吧也不红，门口都是修车的和煎饼摊，特别安静，特别舒服，感觉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练功。当时张和小索就像我现在这样的年纪，30刚出头。他们年轻时也是跟我一样，在成都、杭州过着天昏地暗的日子，青春都是烧过来的????但是当时小索他们已经30出头，生活得确实是要健康、端正一点了。现在我也慢慢明白了，你叫我去喝酒，我就不想去，一个月喝一次我都嫌多，已经过了那种时候了，那种欢乐没什么价值，闹够了，没必要了。

但1999年的我才23岁，到了晚上，就得四处去游荡，不过那时候穷，闹也闹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去谁家喝一顿。我那时也没太多的朋友，转来转去就还是兰州的那些人。逢年过节我们得在一起吃饭，一般都是去小索家。小索在家炖羊肉，我们就一人拎一箱啤酒去。这样的日子还是像在兰州那样，长幼有序，兄弟情深。兰州人就是这样的，你大我一岁，我在你面前不该开的玩笑就不会乱开；我大你一岁，我该帮你扛着的事儿也没问题，没钱交房租了，不用跟我说我这钱就得给你，我是你哥嘛！兰州人就是这样的。

这样健康严谨的生活大概维持了两年，河酒吧也越做越大了。2001年的时候里面安安静静的，生活井井有条，人们处得和和睦睦。到了2002年乐队慢慢就多了起来，一周得有几千人来看演出，于是礼拜三的时间就分给了小河和晓利，他俩各半场，礼拜四有时候是“废墟”，后来祖咒开始在那演，各色人等都来了。

刚开始还是挺好，跟小河、晓利他们一起特别舒服。我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热空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一切都太美了。我记得有一年，下了一场大雪，突然全北京的交通都瘫痪了，那天“野孩子”在河酒吧演出，路上的车堵在那儿根本不动，我和郭龙心血来潮，就说下车滑雪走吧，然后两个人就在大马路上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到了河酒吧，当时高兴得不行。

那就是在2002年，真正的巅峰。那时候大家都热爱音乐，很多听民谣的人也在听摇滚，听摇滚的人也在听民谣，不像原先分类分得那么清楚。那段时光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心窝里面出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活着保持这样子就可以了。演出的时候，每次也都特别HIGH。那时候河酒吧的气氛太好了，去的人都是朋友，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进来1个小时，我们就是朋友了。有那么100个人每到周末就肯定来，有那么几张脸，只要凑到一块儿，我就觉得飞了，那时候都管他们叫“他舅”、“他舅母”、“他姨”、“他姨父”、“他姑”……谁是“他”，其实谁都不知道，就是互相叫着亲切。前两个月，我在愚公移山看张佺回来的演出，我一看，“他舅”、“他舅母”、“他姨”都在，立刻就飞了。

那阵子人跟人一点障碍都没有，每个人都特别开放，特别有感情。也许在酒吧里的每个人都在抽烟喝酒，但是大家都是上进、美好的。有一次我们喝着喝着，小河转眼就没影儿了，出去街上见人就抱，还跑去将人家出租车司机拉出来：“哥们儿一起跳个舞吧！”

小河那时候有首歌叫《那不是我的名字》，本来最早是没词的，后来摩登天空要录这个，说这个歌太好了，有必要给它填个词。他就填上了：“我还拉着一个外国人的手，在春天的街上走。”我们那时候交了一堆刚到北京的外国姑娘，都是比我们年纪小的，都特别好，不像现在的有些白领，不会好好说话，那会儿大家心灵相通，都很单纯，没有那么多小利益纠缠，都为了追求美好的东西。

天通苑——伊犁：

事儿抓人，但记忆一片空白

最初做乐队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纯粹的喜欢，觉得干这个我就能算条好汉吧，干这个我才不会成为“那些人”。过了2002年，生活复杂了，做的事儿也复杂了，想法也越来越多了，有点犯晕。到了2003年，真别扭了，演出演得也不那么爽了。其实这个圈子真的是无名无利，但大家开始莫名其妙地争一些东西，就像木心书里写的那样，“中国人就是在无名无利的情况里争名夺利。”

2002年朱小龙把马木尔带到了北京，我们当时都特别崇拜地去马木尔家看他弹琴，太大师了。大家各色人等都去他家拜访，坐着听他弹琴，每个人都激动。马木尔拿了个冬不拉回来，我们都说这个乐器好听，都想学。当时正好看了个记录片叫《雪落伊犁》，对新疆有一种向往，后来小龙就说组乐队吧，于是后来我们就一起组了IZ乐队，把它当作“野孩子”的一个延续。

加入了IZ，我于是就不和张佺他们住了，独自搬到了天通苑，一下子就感觉那种集体感、归宿感有点变了。以前我的归宿感就在单店，那里就是我的家。我有一个姓陈的朋友，他家的冰箱里永远都有吃的。他总是一次把三天的饭都做全，做上一锅臊子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买点面条，或蒸点米饭，拌一下就完了。到了天通苑那边，我就经常去小河家，去晓利家，或者骑车骑个20分钟到霍营，霍营有各色人等。但那段生活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经常叫朋友来家里玩，我那阵子特别好串门，跟朋友一玩玩到天亮，大清早天都亮了再一起吃个早饭，各自回家。到了后来搞得人筋疲力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怎么都说不到一块儿，说得天花乱坠，话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真。在单店时那种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相亲相爱、见面一笑的温暖，到了天通苑就变了，大家开始说那种套话了，说得特别好，但你感觉什么都没说，浪费酒钱。

那时候我们就预感到了空前盛况要落幕，总是感觉有点失重，自己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以前是人抓事儿，那时候就事儿抓人了。“野孩子”要排练，IZ也要排练，但排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比之下事情却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多、演出也越来越多。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转折，“非典”前和“非典”后的生活简直就是两回事。那时候河酒吧关门了，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涣散，小索和张佺就受不了了，他俩觉得乐队要散了。酒吧可以不好，朋友可以不好，但乐队不能散????年初我们就有点不愿意在北京呆了，心里特浮。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了，身边的人怎么都那么奇怪了，在北京根本呆不住了，就跟着马木尔去了新疆，呆了半年。我在伊犁一个村子住了下来，每天清早7点钟起床，练琴。中午学冬不拉，晚上学弹拨儿，生活又开始正常了。中间又去了喀什和塔什客。北京那边一直在叫我回来演出，我却死活都不想回去，我说我一定要等到这儿下雪。后来有一次北京的人跟我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不来不行，我说好吧，结果就在我回去的头一天，伊犁下雪了，鹅毛大雪。我特地把《雪落伊犁》里的那首歌又找来听了一遍，想着等到回去了之后，我还按照新疆的步调去生活，气沉丹田，绝不改变。结果回去一个礼拜之后，乱七八糟的生活，又开始了。

霍营——拉萨：

噩梦惊醒，简单自然做回自己

2004年我第二次去了新疆，回来的时候知道小索病了，不过所有的人都没觉得是什么重病，因为他的胃病谁都知道，他那么爱喝酒早得胃病了，一喝完酒就看他脸色惨白。当时谁也没多想，他自己也没怎么在乎。可到了医院没多久他就被转到了重病房，每天不能见太多人了，大家排着队等着去看他。轮到我的时候，小索整个人都是黑的了，我给他从新疆带了核桃和葡萄干，说了两句话就出来了????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小索去世的那天早上，我7点钟到的医院，一直到火化，我都没离开过。按兰州的习惯办理后事要讲究的：绝对不能让死去的人一个人呆着。于是就我守着他一晚上，郭龙再守一晚上，到火化的时候，我们已经三四天没睡特别累了，那段记忆很清晰。

2004年崔健(听歌)在汽车电影院做“真唱运动”演唱会，我加入“美好药店”当乐手，开始和小河他们在无名高地演即兴。小河很善于做即兴的演出，对我来说也有好处，但我总感觉自己挺虚的，觉得自己的手风琴拉得特别难听，不过现在听那时候的现场录音，觉得还挺好的。

那会儿我在霍营租了一个院子，住了一年。生活表面上挺平静的，演出也挺多的，经济也过得去，消费也可以。但当时就是觉得不行了，队伍要散了。好多乐队也离开了霍营。在街上一眼望去，不再像从前那样全是摇滚青年了。以前在霍营是找不到房子，后来就是都找不到人，有些人连东西都不要了，就直接走了。好多人都去了云南，直到现在都没回来。我就也呆不住了，觉得到处都冷冰冰的，就跑去东四那边租了个院子，但冬天太冷了，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去郭龙家住了整整半年。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兄弟，他在客厅给我开辟了一个角落，开火做饭，过上了正常点的生活。但热情跑了，彻底洋溢不起来了，坐在台上演出时的我经常容易跑神。

2005年的中秋节我退出了IZ。记得退出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第二天早上跟祖咒去办签证，到荷兰演出，我宿醉得坐在那就像儿个死人一样。签证官还跑来问我问题，我一脸的死像，差点被拒签。

2006年春天的时候，黑子给我打电话，说拉萨有一个朋友开了酒吧，需要个键盘手，我就去了，在那边很舒服地呆了3个月。酒吧里的人关系都处得特别好，我们就一块儿开个大吉普，一路朝圣，大家很虔诚地拜佛，变成了生活中特别自然的事情。后来我一个人又从阳曲河一直到林芝，从林芝顺着雅鲁藏布江坐公共汽车去了拉萨最老的寺。我在大殿旁住了一夜，听着喇嘛念了一晚上的经。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做了很多特别恐怖的噩梦，想醒都醒不过来。等早上睁开眼，我发现被子全被汗淋湿了，但起来后一下子觉得特别轻松，觉得身轻如燕。我挺愿意相信我收到了一种力量。从西藏回来，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人离了寺庙了不得的，想通了，也就老老实实地，简单点，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过好当下的生活就可以了。

我和我女朋友也是在西藏认识的。她的朋友在云南旅游，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认识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又在一种极其意外的情况下翻了他相机里的照片，看到我女朋友的照片后不谋而合地给我们做了介绍。后来我们俩就发短信、发Email、发照片，觉得都还可以，就见面了。所以说我现在老去雍和宫烧香，人烧香是烧给自己的，我来这烧香就是为了记住2006年在西藏有着那么好的心情。

东直门：

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2006年我30岁。男的二十八九岁是个坎，说成熟了也不成熟，是卡在那儿了。我好像一下子想通了好多事情，这样在江湖上漂来荡去的也不是回事，得做点自己的事了。也许我现在工作起来没有年轻时那么激情洋溢，但做的音乐还是最真的那种，以前的热情可能是表面的，现在的热情可能是更好的。反正我自己感觉挺好，冥冥中有一个自然规律在支配着我们，有时候你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但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规律里打转儿，逃不掉。我觉得大家现在状态都挺好，把一些该放弃的东西都放弃了，就是尘归尘，土归土。

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乐手，就是靠各种事情带着我一直工作。我总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唱歌的自信和决心，也不知道自己的表达是否得当。《你等着我回来》风格也不太确定，嗓子也不太好，就是一个很明显没经过准备的意外事件。奥运会那段时间我没上网，到现在我自己都没听那张专辑。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干了这么个事，我起初还有点后悔自己的贸然冲动，现在也想明白了，没啥，就是某段时间的一个产物而已，下次做的比这个好点就可以了。以前就是特事儿，老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现在就觉得能真真正正朝梦想靠近就可以了，别搞得太夸张了。既然无名无利，何必想那么多呢？

我现在住东直门，这个房子已经住了两年，很踏实。我办了地坛公园的月票，天天7点半就起床。每天到地坛公园跑一圈。郭龙他女朋友教了我套瑜伽动作，我每天练半个小时，8点半到家，吃点东西开始练琴，到四五点骑着自行车去蜂巢剧场演场《恋爱的犀牛》，生活又变得匀速有序，这样挺好。

我现在也不去给别人录音了，MicroMu那张专辑录完后的第三天，是我到北京整10年的日子。那一天我去给一个朋友帮忙录音，录完就跟他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做这种活儿了，以后不论是帮忙、工作还是干行活，再也不做了。我就是要做一个认真的音乐人，只做自己喜欢和想做的事情，哪怕是给流行歌手做乐手，只要是我真心想做的就可以。明年我和郭龙、张佺三个人会去趟云南，做一张“野孩子”新的唱片，做一张自己的唱片，一张合作的唱片，总之想法很多，慢慢去做好了。10年了，我也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了，这样就挺好的了，无名无利的，我只有大把的时间。